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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风

慕其贤而偕其游(微~号:jiaozhuweile123)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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慕山水之美而偕风云之游。偏嗜古风,唐突近律,有感而生,不得不发。抒迟暮之忧愁,遣横秋之意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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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卷考  

2014-04-29 13:01:25|  分类: 诗词网摘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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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山苍苍,德流汤汤。先生之名,善积德彰。

——引自宋开禧元年《善卷祠记》

善卷,相传是原始社会后期尧舜时代的人。原始社会后期尚无文字,尧舜时的人和事,首先是通过长期口耳流传,在文字发明以后,才由后人用文字记载下来的。由于这个缘故,善卷其人的有无,便成了一个两难命题。本文认为,传说不同于神话,一般都有历史的影子。善卷的传说,应是原始社会后期生活的反映,而不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凭空虚构,所以不必去怀疑善卷的真实存在。最近,笔者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,发现有关善卷的记载,历代多有,真可谓史不绝书。这些记载构成了我国独有的隐逸文化的一道风景线,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。因此,搜集整理善卷的史料,不仅是研究常德地方文化的需要,也是研究中国隐逸文化的需要。

一 魏晋以前古籍有关善卷的记载

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,公元555年(梁承圣三年),在西魏大军即将攻陷江陵时,梁元帝下令将宫中所藏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。这次焚书,使得南方古籍毁灭殆尽。到唐代初年,搜集天下图书,仅得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。而这极为珍贵的九万卷图书,后来又历遭天灾人祸,大多没有能逃脱散佚的厄运。今天我们尚能从残存下来的魏晋以前的古籍中,查到一些有关善卷的记载,实在是极为难得的事。因按时间先后叙述如下:

一、《慎子·逸文》:“尧让许由,舜让善卷,皆辞为天子,而退为匹夫。”(《慎子》一书,大半亡佚,此据清人钱熙祚校本)

慎子即慎到(约前395—约前315),战国时赵人。齐宣王、湣王时,与邹衍、淳于髡、接予、环渊等为齐稷下学士。他早于庄子,故最早言及善卷的是他而不是庄子。

二、《庄子·让王》:“舜以天下让善卷,善卷曰:‘余立于宇宙之中,冬日衣皮毛,夏日衣葛絺。春耕种,形足以劳动;秋收敛,身足以休食。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。吾何以天下为哉!悲夫,子之不知余也!’遂不受。于是去而入深山,莫知其处。”

《庄子·盗跖》:“尧舜为帝而雍,非仁天下也,不以美害生也;善卷、许由得帝而不受,非虚辞让也,不以事害己。此皆就其利,辞其害,而天下称贤焉,则可以有之,彼非以兴名誉也。”

庄子名周(约前369—约前286),战国时蒙人。他的文章大率皆寓言,这是不错的。但所谓“寓言”,庄子的意思是“藉外论之”(《庄子·寓言》),即假托外人来论说。就像《让王》篇,庄子借善卷来论说,并不等于善卷其人也出于虚构。

三、《荀子·成相》:“请成相,道圣王,尧舜尚贤身辞让。许由善卷,重义轻利行显明。尧让贤,以为民,泛利兼爱德施均。”

荀子名况(约前313—前238),战国后期赵人,儒学大师。他的《成相》篇“杂论群臣治乱之事”(杨倞注语),列举古今君臣共三十八人,善卷名列其中。

四、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·下贤》:“尧不以帝见善绻,北面而问焉。尧,天子也;善绻,布衣也;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?善绻,得道之士也。得道之人,不可骄也。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,故北面而问焉,此之谓至公,非至公其孰能礼贤?”

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云:“吕不韦乃使其客从著所闻,集论为《八览》、《六论》、《十二纪》二十余万言。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,号曰《吕氏春秋》。布咸阳市门,悬千金其上,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,予千金。”现在善卷(该书作“绻”)仍明标简册,可见当时没有人对善卷事提出异议。

五、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:“古者至德之世,……风雨不毁折,草木不夭,九鼎重味,珠玉润泽,洛出丹书,河出绿图,故许由、方回、善卷、披衣得达其道。何则?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,是以人得自乐其间。四子之才,非能尽善,盖今之世也,然莫能与之同光者,遇唐虞之时。”

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:“许由善卷,非不能抚天下,宁海内,以德民也。然而羞以物滑和,故弗受也。”(滑:乱。滑和:扰乱本性的平和)

《淮南子》又名《淮南鸿烈》,是在汉初淮南王刘安(前179—前122)主持下,由他和他的门客们集体编写的一部“以道绌儒”的著作。最早为该书作注的是东汉高诱,他在“故许由、方回、善卷、披衣得达其道”句下注曰:“许由,阳城人也,尧所聘而不到也。方回、善卷、披衣皆尧时隐士,姓名不可得知。”

六、皇甫谧《高士传》:“善卷,尧北面师之。及尧受终之后,舜又以天下让卷,卷曰:‘昔唐氏之有天下,不教而民从之,不赏而民劝之。天下均平,百姓安静,不知怨,不知喜。今子盛为衣裳之服,以眩民目;繁调五音之声,以乱民耳;丕作皇韶之乐,以愚民心。天下之乱,从此始矣!吾虽为之,其何为之,其何益乎?’遂去,入深山,莫知其处。”

皇甫谧(215—282),生于汉末,安定朝那(今宁夏固原东南)人。他的《高士传》共三卷,记述上古至魏晋间隐士的事迹。他所记善卷的一段话,当别有所本(详后)。

七、葛洪《抱朴子·逸民卷》:“唐尧非不能致许由、巢父也,虞舜非不能胁善卷、石户也,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,成汤非不能寻卞隋、务光也,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,晋平非不能吏亥唐也,然服而师之,贵而重之。”

同篇又云:“夫善卷无治民之功,未可谓之减于俗吏;仲尼无攻伐之勋,不可以为不及于韩白矣。身名并全,谓之为上,隐居求志,先民嘉焉。”

葛洪(约284—341),晋丹阳句容(今江苏句容)人,是金丹道教的始祖。他在《逸民卷》中将善卷与孔子并称,认为善卷是隐士中之上者,评价不可谓不高。

八、《列子·杨朱篇》:“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、善卷,而不失天下,享祚百年。伯夷、叔齐实以孤竹君让,而终亡其国,饿死于首阳之山。实伪之辨,如此其省也。”

《列子》一书,可能出自魏晋间人之手,但其中保存了不少先秦佚书的片段。如《杨朱篇》,学者多认为有先秦杨朱的佚文在里面。上面摘引的一段文字,说尧舜假装把君位让给许由、善卷,因而不失天下,得以长久享受天子之位。伯夷、叔齐真的谦让孤竹君位,因而终于亡国,饿死在首阳山上。由此得出了“实名贫,伪名富”、“名者,伪而已矣”的结论。这种说法就与各学派不同,可能正是杨朱的佚文。

以上所引八部魏晋以前古籍,共有十一条有关善卷的记载(可能还有遗漏)。倘若梁元帝的十四万卷图书未被焚毁,或者唐初的九万卷古籍全都完好保存了下来,可以肯定地说,关于善卷的记载绝不止这一些,历史留下了太多令人遗憾的事情。

二 唐宋时期有关善卷的史料

唐王朝的建立,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,揭开了我国古代史中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。所谓“盛唐气象”,体现的是一种昂扬奋发、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,其时科举制度的确立,为广大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道路。李白有诗云: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(《古意》),人人都渴望建功立业,猎取功名富贵。所以初唐、盛唐时期,言及善卷的人似乎不多。但尽管如此,李白还是留下了“……善卷让天子,务光亦逃名。所贵旷士怀,朗然合太清”(《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》)的诗句。

安史之乱后,社会矛盾加剧。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深感到现实总不是那么理想,生活经常是事与愿违。仕途并不那么顺利,天下也并不那么太平。他们所热心追求的理想和信念,他们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,不过是官场、利禄、宦海浮沉、市曹倾轧。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和走向与此恰好相反的另一种倾向,即所谓“独善其身”,退出或躲避这种种争夺倾轧(参见李泽厚《美的历程·韵外之致》)。这就是中唐以后善卷被人们常常提起的基本原因。

一、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:“善德山在(武陵)县东九里,本名枉山。隋开皇(581—604)中,刺史樊子盖以善卷尝居此,改名善德。”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:“是书据宋洪迈跋称,为元和八年(813)所上。”该志的这条记载有一点值得注意,就是将善卷与常德德山联系在一起了,而且明白指出是隋代樊子盖将枉山改名。樊氏曾任嵩州刺史(见《隋史》本传)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三》云:“梁分武陵郡于县置武州,陈改武州为沅陵郡。隋平陈,复为嵩州。寻又改为朗州。”可知嵩州即朗州,即今常德市。大约樊氏在朗州听到了善卷传说,才将枉山改名善德山的。

二、刘禹锡《善卷坛下作》:“先生见尧心,相与去九有。斯民既已治,我得安林薮。道为自然贵,名是无穷寿。瑶坛在此山,识者常回首。”(《全唐诗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,上册第881页)唐永贞元年(805),刘禹锡被贬为朗州(今湖南常德市)司马,在常德生活了整整十年,熟知当地的历史文物、风土民情。他这首诗中的“相与”一词,就是“一块儿”、“一道”、“共同”之意;同“相与”对应,“我得安林薮”的“我”,也应为复数的“我们”。如果这样理解不误的话,那么前四句诗的大意,应是善卷见尧帝有禅让之心,便邀尧一块儿离开华夏部族(“九有”),并说:现在天下已经得到治理,我们正可安然隐居于山林。尧帝接受了善卷的邀请没有?诗人没有说,我们也不必胡乱猜测。

三、蔡昆《善卷先生坛》:“几到坛边登阁望,因思遗迹咏今朝。当时为有重华出,不是先生傲帝尧。”(《全唐诗》下册第1922页)

蔡昆是晚唐时人。现存魏晋前的古籍说尧让许由、舜让善卷,蔡诗却说尧打算让位于善卷,善卷认为舜(重华)列适合当尧的接班人。这是关于善卷传说的一种新的说法。

四、虚中《善卷坛》:“耕荒凿原时,高趣在希夷。大舜欲逊国,先生空敛眉。五溪清不足,千古美无亏。纵遣亡淳者,何人投所思?”(《全唐诗》下册第2082页)

晚唐僧人虚中,江西宜春人,与齐己等人是诗友。诗中的“五溪”,指武陵的雄溪、满溪、酉溪、无溪、辰溪,用以代指武陵。

五、齐己《寄武陵微上人》:“善卷台边寺,松筠绕祖堂。秋声度风雨,晓色遍沧浪。白石同谁坐,清吟过我狂。近闻为古律,雅道更重光。”(《全唐诗》下册第2066页)

齐己《怀武陵因寄幕中韩先辈何从事》:“武陵嘉致迹多幽,每见图经恨白头。溪浪碧通何处去,桃花红过郡前流。常闻相幕鸳鸿兴,日向神仙洞府游。凿井耕田人在否?如今天子正征搜。”(《全唐诗》下册第2074)

晚唐僧人齐己,是湖南益阳县人。他的这两首诗都是寄赠诗。前首提到了武陵善卷台,后首的“凿井耕田”即虚中诗中的“耕荒凿原”。所谓“凿井耕田人”指的是善卷。

六、杜光庭《福地记》:“德山在朗州武陵县,善卷先生所居,古名枉山。”(转引自《湖南通志·山川志》)

杜光庭,唐末“咸通(860—874)中进取不利,入天台山学道。应制为道门领袖。僖宗时从幸兴元,后隐于青城山。……有文集百卷。”(见明廖用贤《尚友录》清光绪十四年版)从这条记载看,德山名列福地,似与善卷曾隐居于此有关。

七、薛巽《善卷祠》:“子长爱奇故不收,况乃著论非许由。先生踪迹重埋没,引舜作证应点头。天下大器尚不欲,万古虚名岂愿留。江花漫空山不静,说着高风簪可投。”(《清光绪·德山志补校注》)

承《诗墙诗词资料选集》主编满大启先生告知,该诗作者为薛巽。薛氏河东人,唐长庆(821—824)间任朗州司户。这首诗说司马迁不为善卷立传的原因,是他“爱奇”和“著论非许由”。“爱奇”似非原因,而“非许由”是确实的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中说尧传位舜,既有四方诸侯君长推荐,又“试之于位,典职数十年,功用既兴,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,王者大统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”所以他不相信“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逃隐”的说法。其实,尧舜不过是茅屋土簋的新石器时代的部族酋长,就像孟子说的“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酋长之间的“禅让”并不象司马迁说的那样艰难。本来都是传说,司马迁相信尧让舜,却不相信尧让许由,是此而非彼,岂非偏执欤?

宋代有关善卷的史料较多,择其要者记述如下。

一是大中祥符(1008—1016)年间,宋真宗赵恒诏令封祀善卷。此事见于宋开禧元年的《善卷祠记》(此文见《嘉靖常德府志·艺文志》,以下简称开禧《祠记》)。

由于善卷在民间影响愈来愈大,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重视,这才有诏令封茔立祠之举。

二是政和(1111—1118)年间,宋徽宗赵佶“赐号遁世高蹈先生”(见开禧《祠记》)。

三是淳熙五年(1178),巽岩作《善卷坛记》(见开禧《祠记》)。

据《同治武陵县志·地理志·古迹》引《湖南通志》按语,巽岩是李焘的别号。李焘是唐宗室曹王之后,淳熙四年,他以礼部侍郎罢知常德府(《宋史·李焘传》),在常德写了这篇《善卷坛记》。

四是开禧元年(1205)重阳日,“提刑兼府事建高蹈先生祠于常武之德山”,并写了《善卷祠记》。

这篇开禧《祠记》在《嘉靖·常德府志·艺文志》中题为李焘作,显然有误。查《宋史·李焘传》,李死于淳熙十一年(1184),此《祠记》作者应为当时担任提刑兼府事的官员。

五是朱熹作《善卷祠记》。文中说:“先生之道不可一日无,苟得之以致君,得之以泽民,可使是君为尧舜之君,使是民为尧舜之民。”

朱熹(1130—1200),江西婺源人,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。他作《善卷祠记》一事,见于明代陈珂《武陵志前序》(《嘉庆常德文征》卷三)。

六是罗泌在《路史》中,两次言及善卷:

(帝尧)师于善绻、许由、尹中,而学于务成子附,询政行人,问老衢室,立建善旌,廷置敢谏之鼓,博咨刍荛,以成盛勋,涂说巷议,咸所不废。

(帝舜)师纪后,拜蒲衣,亲单卷,学于务成轺。问于务成轺曰:“天下未治,何以使我?”对曰:“避天下之逆,从天下之顺,天下之足治也。”

罗泌,宋庐陵(今江西吉安)人。他的《路史》成书于乾道庚寅年(1170),旁征博引,虽“不免庞杂之讥”,但“考证辨难,语多精核,亦颇有祛惑持正之论,固未可尽以好异斥矣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)。引文中的“善绻”、“单卷”即善卷。

七是祝穆在《方舆胜览》中写到善卷:“枉山上有善卷坛,古传善卷隐此山,后人为之立观。政和间,访天下遗迹,赐号曰高蹈先生。郡守李焘尝为坛记。”

祝穆,南宋建阳人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:《方舆胜览》“前有嘉熙己亥吕午序,盖成于理宗时。”嘉熙己亥是1239年。

八是袁申儒与太守许公捐资,在善卷坛侧修建了“楚望”、“临睨”、“仰止”三亭。

袁申儒,宋理宗(1225—1264)时知常德府事。明代廖用贤《尚友录》说他“善政及民,兴文学,厚士风。”他写了《楚望、临睨、仰止三亭记》。该文说:“度地于善卷坛之西,夷坡砻石,以亭其上,扁‘楚望’旧名”,“又即善卷坛前,临江迫崖,别为亭,名‘临睨’”,“善卷坛、云深(按:旧亭名)之间,又为亭,名‘仰止’。”为什么叫“仰止亭”呢?他说:“太史公云: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今于善卷亦然,爰以颜亭。”(《嘉靖·常德府志·艺文志》)

九是宋人诗中有吟咏善卷之作,兹举二首为例:

山拥翠屏千叠秀,涧拖轻练一条深。

尧时高士烟霞洞,依旧丹炉锁桂林。

——无名氏诗

此诗见于《嘉靖·常德府志·艺文志》所载《开禧祠记》。

昨浮枉渚水,今上枉人山。

想象云深处,先生独往还。

——唐绩《登孤峰》

唐绩,宋零陵(今湖南永州市)人,元符(1098—1100)进士。曾任鼎州(今湖南常德市)通判(见廖用贤《尚友录补遗》卷十)。这首诗的后二句可谓传神之笔。

三 明清方志有关善卷的资料

大约从隋代初年开始,人们就对善卷隐居常德德山一事深信不疑。到了明代,善卷是武陵人的说法便见诸文字了。一是《旧志》云:“(善)卷武陵人,居于枉山。”《旧志》已散佚不存,不知是何时何人所作。明《嘉靖·常德府志》曾多处引用该志文字,说明其成书时间至少在明中叶以前。二是廖用贤《尚友录》云:“善卷,上古武陵人,居于枉渚。尧闻得道,乃北面师之。及尧受终之后,舜又以天下让卷,卷曰:余立于宇宙之中……(下略)。”廖用贤是明代建宁(今属福建省)人,他的《尚友录》成书于天启(1621—1627)年间。在上引文字中,“卷曰”以下出自《庄子·让王》篇,至于说善卷是武陵人,却不知他的依据是什么。但不管怎样,一般人对善卷的籍贯及隐居地,似乎没有不同的看法。于是,善卷其人其事便成了常德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一代又一代的常德人,都以本地有善卷这样的先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明清时期,地方志编纂之风盛行。以府志而言,明代有陈志明的《永乐·常德府志》、杨宣的《成化·常德府志》、陈洪谟的《嘉靖·常德府志》、朱麟的《隆庆·常德府志》、龙膺的《万历·常德府志》,清代有贺奇的《康熙·常德府志》、杨鹏翱的《乾隆·常德府志稿》、杨丕复的《嘉庆·常德府志》;以县志而言,明代有应能的《弘治·武陵县志》,清代有唐祚培的《康熙·武陵县志稿》和陈启迈的《同治·武陵县志》。这众多方志都尽可能地搜集了善卷的资料,在内容上有三个共同点:一是都介绍了善卷的传说,并且都引了《庄子·让王》篇中善卷让王的故事。二是都介绍了与善卷相关的善德山、善卷坛、善卷钓台、善卷钓渚、善卷读书台、善卷草堂、善卷祠、善卷亭、善卷墓等历史古迹,有的还作了必要的考证。如《同治武陵县志·地理志·古迹》在善卷坛条目下,就引了《常德府志》、《方舆胜览》、《湖南通志》以及其他历史文献,对一些问题作了一番考索。三是搜集整理了历朝有关善卷的诗文作品,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。下面仅以明代陈洪谟《嘉靖·常德府志》为例,看看地方志对善卷是如何进行介绍的。

该志卷二《地理志·山川》在善德山条目下,先引《旧志》说:“善卷尝居于此”,接着引《庄子》关于善卷让王的记载。然后编纂者陈洪谟谈了自己的看法:“窃意尧舜皆都冀方,武陵远在荒服,且当三苗逆命之前,即有是人,恐帝亦不得而召之也。庄子多寓言,若果有是人,或在逊位之后,远遁于此,容亦有之。辰州及溆浦志又谓卷炼丹于卢峰山,石鼎、灶尚存,卒葬于大酉山。其说益谬,似皆不足信。”这一段文字,一方面说明陈氏对于善卷的有无,陷入了两难之境;另一方面又说明陈氏编志,态度是十分严谨的。

卷十《祠祀志》云:“善卷祠,善德山上有善卷古坛并读书台。”

卷十八《艺文志》,全文收录了宋开禧元年的《善卷祠记》,节录了明陈珂的《武陵志前序》。卷十九又选录了刘禹锡、无名氏、应履平以及陈洪谟自己题咏善卷的诗篇。

卷二十《摭遗》有三条关于善卷的记载。一是引《旧志》云:“卷武陵人,居于枉山。”二是引《明一统志·辰州》云:“(善卷墓)在大酉山巅,先生姓名未详,或曰舜时人。宋真宗东封,辰州通判欧阳陟言卷有功于民,诏封茔立祠,号高蹈先生。”三是引《溆浦县志》云:“善卷尝居卢峰山,绝顶有台,台上有土阜三,旁有石鼎、灶各一,为卷炼丹处”,“善朝游卢峰,暮宿大酉,二山相距百里,疑为神仙之流。”

以上是《嘉靖·常德府志》中有关善卷的记载。该志距今已四百余年,其后每一次修新的府、县志书,无不在前志的基础上,有所增益。可以这样说,愈是晚出的府县志,善卷资料也愈系统、愈丰富。

四 善卷与《击壤歌》及其他

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

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

帝力于我何有哉!

——引自沈德潜《古诗源》

首先说说《击壤歌》的出处。

唐魏征《群书治要》、唐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、清沈德潜《古诗源》,以及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等书,所引《击壤歌》均据《帝王世纪》;宋李昉《太平御览》则据《高士传》。《帝王世纪》和《高士传》都出自晋皇甫谧之手。两书所载《击壤歌》基本相同,抄录如下:

《帝王世纪》:(帝尧之世),天下太和,百姓无事,有八十老人,击壤于道。观者叹曰:“大哉,帝之德也!”老人曰:“吾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于我哉?”

《高士传》:帝尧之世,天下太和,百姓无事。壤父年八十余,而击壤于道中。观者曰:“大哉,帝之德也!”壤父曰:“吾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帝德何有于我哉?”

皇甫谧没有交代材料来源。倒是比皇甫谧早了近两百年的王充(27—约97)说明了《击壤歌》的出处:

《论衡·艺增篇》:《传》曰:“有年五十,击壤于路者。观者曰:‘大哉,尧德乎!’击壤者曰:‘吾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尧何等力?’”(“何等力”,“等”犹“何”也。“何”与“等”联用重文,“何等力”即“有何力”之意)。

王充所说的《传》是指《尚书大全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:“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称《尚书大传》三卷,伏生作。《晋书·五行志》称汉文帝(前179—前157)时伏生创纪大传。”逯钦立先生在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卷一《击壤歌》题下亦指出:“《礼记经解正义》引《尚书传》曰:‘民击壤而歌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,帝力何有’。”可见,《击壤歌》最早见于《尚书大传》,王充在《论衡》的《感虚篇》、《艺增篇》、《须颂篇》曾三次引用,其文字应以王充文为准。

其次说说善卷与《击壤歌》的关系。

既然《击壤歌》一直到西汉初年才见于《尚书大传》,那么它在时间上会不会有更早的“原型”呢?回答是肯定的。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指出,“原型”常常出现在神话、寓言、传说中,可以不断地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。他说:“在每一意象之中,有着人类心理和命运的一些东西,一些在我们祖先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忧伤的残留”(转引自《二十世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义》,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,第771页)。《击壤歌》的原型,很可能就是《庄子·让王》篇所载的善卷传说。理由有二:

一是《击壤歌》歌词其来有自,并非无源之水。这里不妨借用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来说,善卷所言“冬日衣皮毛”,“夏日衣葛絺”,“春耕种,形足以劳动”,“秋收敛,身足以休食”,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”,“逍遥于天地之间”,“吾何以天下为哉”,相当于一系列摹状词,而《击壤歌》则相当于“缩略的摹状词”。或者可以这样表述二者的关系:如果我们把善卷的语言看作对象语言,那么《击壤歌》则是观察、描述和阐释这种语言的“后设语言”。

二是击壤者用“作”、“息”、“饮”、“食”来概括自己的生活,表现出较高的文化素养,非一般老农所能及。从现存先秦古籍看,唯当过帝尧之师的善卷说过类似的话。因此,那位年五十的击壤者大约就是善卷。

最后说说善卷的姓名。

唐代成玄英在为《庄子》作注疏时,说善卷姓善名卷。他可能有他的根据,自可成一家之言。但早在汉代,高诱就说过善卷“姓名不可得知”(前文已引)。同意高诱说法的人似乎多一些。

善,《说文》云:“与义美同意”。义者宜也。卷,《说文》云:“膝曲也。从卩,廾声”,“卩,却也”。由此可知“卷”的本义为曲,为却(段玉裁注曰:却者,节制而却退之也)。孔子说:“邦无道,则可卷而怀之”(《论语·卫灵公篇》)。即是说天下无道,就可以退而藏之。所以,“善卷”就是宜于退、善于退之意。被称为“善卷”的人,自然就是善于退让的人。

此人是谁?笔者认为就是伯成子高。试引数则有关伯成子高的资料:

《庄子·天地》:尧治天下,伯成子高立为诸侯。尧授舜,舜授禹,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。禹往见之,则耕在野。禹趋就下风,立而问焉,曰:“昔尧治天下,吾子立为诸侯。尧授舜,舜授予,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,敢问其故何也?”子高曰:“昔尧治天下,不赏而民劝,不罚而民畏。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,德自此衰,刑自此立,后世之乱自此始矣。夫子盍行邪?无落吾事!”挹挹乎耕而不顾。

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·长利》:尧治天下,伯成子高立为诸侯。尧授舜,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。禹往见之,则耕在野。禹趋就下风而问曰:“尧理天下,吾子立为诸侯。今至于我而辞之,故何也?”伯成子高曰:“当尧之时,未赏而民劝,未罚而民畏。民不知怨,不知说,愉愉其如赤子。今赏罚甚数,而民争利且不服,德自此衰,利自此作,后世之乱自此始。夫子盍行乎?无虑吾农事!”协而耰,遂不顾。

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: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,天下高之。(高诱注曰:伯成子高盖尧时人也)。

《论·逢遇篇》:禹王天下,伯益辅治,伯成子高委位而耕。

《论衡·答佞篇》:上世列传,弃宗养身,违利赴名,竹帛所载。伯成子高委国而耕,於陵子辞位灌园。

《列子·杨朱篇》: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,舍国而隐耕。

上引资料说明,从言与行两方面看,伯成子高的形象都与善卷相合。有人说皇甫谧《高士传》中善卷说的那段话(本文第一部分已引),是依据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·长利》中相关文字改写的,这显然是误会。因为《吕氏春秋》那段文字抄自《庄子·天地》篇,皇甫谧即使要找依据,找《庄子》岂不更好?令人不解的是,皇甫谧为善卷立传,居然不引用《庄子·让王》篇那一段尽人皆知的文字,却让善卷说了一大段与《让王》篇完全不同的话,而这一段话又恰恰与《庄子·天地》篇中伯成子高的话十分相近,这不是很奇怪吗?对此,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:一、皇甫谧没有看到《让王》篇。但这不可能。因为郭象注《庄子》三十三篇,其中就有《让王》篇。皇甫谧与郭象系同时人,他当然能看到《让王》篇,此种解释不能成立。二、皇甫谧抄书出现失误。这也不可能。皇甫谧刻苦勤奋,博览群书,时人谓之“书淫”。除《高士传》外,尚有文集二卷。这样一位学者绝不会荒唐到连抄书都抄错地方的地步,此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。三、皇甫谧知道善卷就是伯成子高。他大约读到过善卷传说的不同文本,所以在写善卷时,便直接引用了《庄子·天地》篇中伯成子高的那段话。只有这样解释,才说得通,才合情理。

正由于皇甫谧在编写《高士传·善卷》时,不引《庄子·让王》篇的文字,而引《庄子·天地》篇的文字,使我们猜到善卷就是伯成子高,破解了这一千古之谜。

皇甫谧作这样的取舍是有道理的。因为处在原始社会末期、奴隶社会前夜的善卷,能够意识到“天下之乱从此始”,既表现了他的先知先觉,又揭示了他退隐的社会原因。这不是比《让王》篇说的“逍遥于天地之间”,《盗跖》篇说的“不以事害己”更深刻吗?

五 结语

善卷“以天下让而勿取,冬一裘,夏一葛,出而作,入而息”(明陈珂《武陵志前序》)实践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伟大人格理想(《孟子·滕文公》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)。

善卷弃天下犹弃敝屣,“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”,又正是道家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的体现(《庄子·天道》:“虚静恬淡、寂寞无为者,天地之本,而道德之至”)。

因此,儒家和道家都尊善卷为千古隐逸之宗。

南朝梁代邑人伍安贫在《武陵记》中说:“(武陵)人气和柔,多淳朴,少宦情,以黄老自乐,有虞夏遗风”(引自《嘉靖·常德府志·地理志·风俗》)。这“虞夏遗风”不正是善卷高风?

东晋陶渊明说:“或击壤以自欢,或大济于苍生”(《感士不遇赋》)。他将寄托着自己人生理想的桃花源,“选址”在武陵,不正是因为武陵有“击壤以自欢”的虞夏之风所形成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?

董仲舒说:“尧舜德彰而身尊,善卷德积而名显。善在是,则尧舜之道在是。尧舜之道在是,则善亦在是”(引自开禧《祠记》)。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善卷之道与尧舜之道等量齐观,评价如此之高,很值得我们深思。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球,人们竞争于名利场中而不能自拔之时,善卷之风不正是抚慰疲惫心灵的清凉之风?

人要有兼济天下之志,也要有独善其身之行。善卷的意义大约就在于此。

原载《诗墙诗词考释》,中国文联出版社,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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